 |
 |
 |
 |
 |
 |
 |
ENG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SPA Interpretación consecutiva |
目录
引言 | 历史与现状 | 教学 | 笔记 | 交替传译的模型 | 认知处理 | 交替传译与技术 | 研究潜力
交替传译，恰如其名，是一种源语的接收和目的语的产出“交替”进行的口译模式。从广义上讲，交替传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连续体，它既包括短交传（在极端情况下，如对话中，单次话语可能只持续几秒钟，甚至仅包含一个词），也包括长交传（在极端情况下，如在国际联盟时期的会议上，可能会有长达一小时的、不间断的发言）。短交传与法庭口译、医疗口译和其他社区口译场景息息相关，而长交传通常被视为会议口译的一个子类型（另一个子类型是同声传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文将重点聚焦长交传，或者说经典交传，这种类型的交替传译，其单次话语一般持续数分钟，常常需要使用系统性笔记。
![[heading title]](2.2-X.png "[heading title]"){kind=small}
 |
在在灵活性、成本控制和/或保密性要求高的时候，交替传译会被优先考虑。图片来自口译员：陶玥（上）；方文弘（中）；闫琨（下）。 |
口译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发明书面文字之前（Pöchhacker 2016: 19），在不同的地区和历史时期，口译员都曾提供服务，例如在法老统治的埃及和早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当时主要采用的就是交替传译。现代交替传译及其职业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巴黎和会为标志，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会议交替传译得到了繁荣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情况开始转变，同声传译在纽伦堡会议上取得了突破，并自那时起逐渐成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实践，在多语言、多边会议中，交替传译逐渐淡出了舞台，大约70年代起被同声传译取代（Dam 2010）。
当前，对会议交替传译的需求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西欧，交替传译仅占口译员工作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亚太地区、北欧和南欧对交替传译的需求相对较高（Andres 2015）。会议、奖励旅游、大型企业活动和展览行业（MICE）对交替传译的需求仍然相当大，私人会晤和访问在交替传译需求中所占比例最高（Jin 2017）。如果将社区情境下的交替传译（如医疗和法庭口译）纳入考虑，那么交替传译的市场占比仍然是相当可观的。此外，远程口译中也经常采用交替传译的形式，这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市场，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 出于对灵活性、成本控制或保密性的特殊需求，交替传译会成为首选的口译模式。在交替传译过程中，口译员与发言人之间的互动更为紧密，如有必要，口译员甚至可以与发言人确认某些要点，可以保障面对面交流的密切性和直接性。因此，交替传译广泛适用于仅涉及两种语言的双边交流场合，如谈判、采访、工作会议和新闻发布会等。交替传译无需特殊设备，也不需要经过同声传译训练的译员，因此它常用于礼仪性的祝词、餐后演讲和旅游导览，同时也适用于冲突地区的口译场合（Moser-Mercer 2015）。此外，交替传译也是高级别外交会晤等场合的主要口译方式，在这些场合中，保密性的要求往往高于时间效率，特别是考虑到发言人可以利用口译员进行交替传译产出的时间来仔细思考接下来要发表的言论（Russell & Takeda 2015）。
此外，交替传译在口译教学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鉴于市场对交替传译的持续需求，以及传统上对这一经典口译模式的重视，交替传译仍然是口译课程设计和口译员资格考试的核心组成部分。
早期出版的口译文献中，许多都聚焦于交替传译的教学。Ilg和Lambert（1996）对这些教学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综述。鉴于交替传译在部分地区口译行业中的使用率较低，如今一些教师和职业译员有时会质疑是否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交替传译技能（Dam 2010）。然而，目前大多数人仍然认同交替传译是口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是否应该先教授交替传译再教授同声传译，或者两者的教学应该同时进行，仍存在一些争议，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先教授交替传译（如Ilg & Lambert 1996；Setton & Dawrant 2016），并且Seleskovitch和巴黎学派甚至认为掌握交替传译技能是进行同声传译训练的必要前提，但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来确定何种教学方法最佳（Sawyer 2004: 65）。
交替传译教学中另一个受关注的话题是训练时使用的讲话时长。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典交替传译传统的影响，训练往往会重视五到十分钟左右的较长的讲话（Pöchhacker 2022）。采用较长语篇的理由是，如果口译学员能够处理长篇讲话，那么他们自然也能应对较短的讲话。然而，这种传统的训练方法已经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它可能无法帮助学生准备好应对现代交替传译实践，因为现在交替传译中使用的话语长度变短了（Russell & Takeda 2015），而且交流情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远程口译）。
对口译教学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重要议题：口译员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换句话说，学界开始探讨，口译究竟是一种天生的技能（Harris & Sherwood 1978），还是必须通过专业训练才能掌握（Mackintosh 1999）。在经典交替传译盛行的时期，许多口译员即使没有接受特殊训练也能展现出专业水平，职业译员和政治家的回忆录中就能找到许多杰出的例子（Andres 2015）。此外，在早期的口译教学中，“课堂环境相较于自主训练和在职培训的潜在优势常常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并且教学方法本身也需要改进（Gile 2009: 2），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回答。随着同声传译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认识到同声传译不仅仅需要语言能力和天分。国际会议兴起，客户对口译服务日渐习惯，职业口译员的需求急剧增加，口译教学的重要性也因此提升。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口译员“既不完全是天生的，也不完全是后天培养的，而是两者的结合体”（Setton & Dawrant 2016: 77）。这种观点将学生的天赋与专业知识和经验（如技巧、行业规范、职业道德乃至法律因素）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通过训练转化为专业技能。
笔记是交替传译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交替传译的第一阶段，口译员在听源语的同时，将一部分内容记入笔记，一部分则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在交替传译的第二阶段，译员阅读笔记，并从长期记忆中提取信息，然后产出目的语。
笔记是许多早期交替传译文献关注的主题，一些研究将其视为独立议题，探讨各种笔记系统的构建，有的则将其融入更广泛的教学讨论中。在西欧，Rozan（1956）的笔记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后续以不同语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都受到了它的启发（如Becker 1972；Kirchhoff 1979；Gran 1982；Ilg 1988；Matyssek 1989）。在交替传译笔记教学中，常建议对长词进行缩写，但同时强调要理解在字词表面形式之下的观点和概念。笔记中常使用图形符号，因为它们易于书写和阅读，且通常不受语言的限制。许多文献提出，口译员的笔记应基于对源语的分析和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抄录原文，至于如何进行分析，往往缺乏明确的指导，只有Gillies（2005）提出学生需要学会识别句中的主-谓-宾单元。
 |
| 交替传译培训（图片来源：Gillies 2019) |
许多关于交替传译笔记的早期文献都是规定性（prescriptive）研究，通常以职业经验或教学实践为基础。随后，教师开始向学生介绍笔记系统，并记录学生遇到的挑战，这使得笔记研究逐渐转向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这些更加严谨的研究考察了职业译员和口译学员笔记的关键特征。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关于交替传译笔记的实证数据（Chen 2016），主要议题包括笔记的形式选择（使用符号还是语言文字，使用完整单词还是缩写，如Dam 2004）、笔记的语言选择（使用源语还是目的语、使用母语还是非母语，如Dam 2004和Szabó 2006），以及笔记与口译质量之间的关系（如Dam 2007）。
虽然大多数交替传译笔记的研究都采用了产品导向的视角，但仍有一些研究探索了笔记产出的过程，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视频记录（Andres 2002）、电子笔记录（Chen 2020；Kuang & Zheng 2023）、眼动追踪（Chen, Kruger & Doherty 2021；Kuang & Zheng 2023）等。这些研究考察了交替传译笔记的认知过程，探索了笔记如何与其他同步任务在交替传译过程中争夺认知资源，并寻找能够实时反映交替传译认知负荷的潜在指标。
在口译领域，大多数模型主要聚焦同声传译，尽管也有一些模型同时适用于交替传译，但专门针对交替传译的模型相对较少。Kade（1963）提出了最早的交替传译模型之一，在该模型中，他将交替传译分为六个阶段，并特别强调了信息分析、存储与笔记技巧之间的联系。释意理论中的三角模型（Seleskovitch 1975）最初是为交替传译设计的，后来也被应用于同声传译。Seleskovitch强调了口译员对非语言“意义”的理解在口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并指出笔记应该反映出脱离语言外壳（deverbalisation）的过程，而非仅仅进行语言的转码。Gile（2009）的认知负荷模型假定在口译过程中存在多种认知处理需求，或称为努力（effort），这些不同的认知努力与口译活动中的特定子任务相对应，并且在每个阶段中并行的子任务会竞争有限的认知资源，为了确保口译的顺利进行，整体的努力需求不应超出总体可用的认知资源，且每种努力也不应超出对应子任务的可用认知资源。Gile提出的交替传译模型将口译过程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理解阶段（或称听和笔记阶段）以及演讲产出阶段（或称改述阶段）。
近年来，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建立口译的多模态处理模型（如Seeber 2011，2017；Seeber & Kerzel 2012），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同声传译上，对于交替传译而言，仍有许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补。
| 交替传译中的笔记 |
交替传译与认知、特别是记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然而意外的是，在针对口译认知过程的实证研究中，关注交替传译模式的相对较少（Andres 2015）。早期的研究尝试比较了不同口译模式在认知处理上的差异，例如，Lambert（1988）对比了四种不同任务中的认知处理深度，结果显示，单纯的听力任务和交替传译任务所涉及的认知处理层次最深，其次是同声传译，而影子跟读则排在最后。
早期对交替传译认知过程的探索并未持续太久，直到近几年，关于交替传译认知的研究才重新兴起。Cai、Dong、Zhao等（2015）研究了工作记忆和短期记忆在交替传译技能发展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工作记忆仅与训练开始和结束时测量的口译绩效呈现相关性。Dong和Liu（2016）考察了交替传译中的语言和认知处理，探讨了笔译和交替传译是否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控制效果，并发现口译经验带来了跨领域的通用认知优势。Chen（2020）采用了听记时间差（ear-pen span）作为交替传译认知处理的潜在指标，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笔记在体力、时间和认知需求上的差异。这些研究显示出对交替传译认知过程的兴趣在逐渐增加，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这一领域的探索之中。
交替传译以及整个口译领域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与技术进步相伴而行。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扩展了口译员的服务场景，使得电话口译和视频会议口译等远程口译模式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交替传译模式，有望帮助口译员减轻认知负荷，比如由笔记和记忆带来的负荷。
有研究探讨了新型工具在交替传译中的应用。例如，Hamidi和Pöchhacker（2007）测试了一种同步交替传译模式，该模式涉及在交替传译的第一阶段使用电子录音设备记录源语演讲。在第二阶段，口译员可以通过耳机回放源语演讲，并以同声传译的方式进行目的语输出。研究发现，这种新模式可以提高译语流利度、提升源语和目的语的对应性。Goldsmith（2018）则研究了平板电脑在不同交替传译场景下的使用情况，并讨论了使用平板电脑进行口译的优势、劣势和挑战，指出未来应开展相关培训和进一步研究。
技术在辅助口译教学方面也拥有巨大潜力。从一方面来看，新兴的教学工具能够更有效地记录学生的交替传译过程，这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也便于教师提供反馈、进行评估和测试。Orlando（2015）探讨了在口译教学中应用电子笔技术的可能性，这种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对学生笔记进行质性分析，并催生出一种融合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特征的新口译模式，这与Hamidi和Pöchhacker（2007）提出的模式类似。从另一方面来看，技术的发展使得混合式和虚拟学习环境成为可能（Braun, Slater, Gittins等人2013；Class & Moser-Mercer 2013；Şahin 2013；Sandrelli & de Manuel 2007），这些技术有助于消除教学的物理障碍，推动情境学习的发展，这在社区口译的教学中尤其重要。
口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建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交替传译在跨国会议中逐渐被同声传译所取代，因此，总体而言，关于交替传译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潜力较大。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研究线索来构建交替传译的认知处理模型，并利用采集心理生理数据的方法深入探索交替传译的认知过程。例如，眼动追踪和脑成像等客观的定量研究方法，结合回溯性有声思维等主观的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交替传译的认知过程，揭示口译员在进行交替传译时大脑内部的活动。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研究来巩固至今已经取得的发现，特别可以对相关的实证数据进行整理，通过文献计量学（Gile 2015）、元分析（Mellinger & Hanson 2020）、系统性文献综述等方法进行深入探索，关注研究的可复制性（Olalla-Soler 2020）等问题。要预测交替传译研究的新发展，还必须考虑口译领域外部的一些影响因素，例如新冠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以及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这些都可能影响交替传译研究的未来走向。
全球化让更多的人得以获得口译教育，这对于在交替传译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小语种而言尤为重要。同时，全球化也对口译职业构成了潜在威胁，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全球的通用语言。面对这一挑战，口译员需要拓展自己的技能，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例如通过重述（respeaking）来生成实时字幕（Dawson & Romero 2021；Romero 2012）。口译员是否能成功将现有技能转移到这些新任务上？面对技能灵活度提升的要求，从业者对此持何种态度？许多这样的问题仍然有待探讨。
技术的进步引发了关于口译员是否会被机器取代的讨论，尤其是考虑到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取得的显著进展。目前，与口译最为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如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距离达到专业口译所需的质量标准仍有相当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机器能够实现无错误且无歧义的语言转换，它们依然难以匹敌口译员在处理关系和沟通方面的成效。交替传译的口译员能够与环境互动，并与包括雇主、同事和客户在内的各类参与者进行有效沟通，他们不仅能提供忠实的翻译，还能优化交流的效果（Setton & Dawrant 2016：366）。在探讨口译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时，这些方面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技术也为口译教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研究应当关注如何使交替传译课程适应新的混合式或虚拟学习环境的需求。